前一段时间由于经常去王府井，坐车回家的时候就懒得原路返回，就经常能经过永正裁缝店。

 

 

　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与安德鲁无关

　　《瞭望新闻周刊》：建筑师安德鲁经常来吗？

　　王争鸣：大概一个月来一次。

　　《瞭望新闻周刊》：他的压力应该很大吧。他有没有说过他的想法，包括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事故。

　　王争鸣：戴高乐机场的事他压力很大，但是安德鲁从一开始就坚信，在机场问题上，他的设计绝对没有问题。后来证明是结构设计出了问题，而不是他的建筑设计出了问题，结构设计不是他做的，是另外一家做的。

　　《瞭望新闻周刊》：这件事对大剧院有影响吗？

　　王争鸣：有舆论的影响，但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的自信源于我们的把握。像建筑坍塌这样的问题肯定出在结构上，一是结构形式不合理，或者结构计算有问题，二是设计本身没问题，但在施工中偷工减料。而大剧院是非常四平八稳的结构，另外，我们的设计是法国人做了初步设计，结构计算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的，安全系数容余量给得特别足，又经过建设部设计院复核。在中方就过了两道关，这两家的水平都是国内顶级的，如果他们再出问题，那中国的设计就没有不出问题的了。而且，大剧院工程在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中得了金奖。施工监理、质量总站和北京市“结构长城杯”评审委员不会都出问题吧？

　　《瞭望新闻周刊》：也就是说，当初争论时提出的技术问题都一个个采纳也一个个解决了？

　　王争鸣：是这样的。

最近看到好几起了，要么是卖血，要么是卖器官。

有些人，穷了还要挟国家，然后拿着政府送给她的洗衣店心安理得。

有些人穷得没办法，只能卖血了。

十年之后，卖血村重现。但这不一定是悲剧。

谁都有自己致富的路子，我们可以帮他，但一定不要可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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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昨天，我说一个女孩子，开始觉得她只是太不负责任，太不懂事而已；但现在我佩服她很有勇气，虽然仍旧不负责任。

1996年，单采血浆站的违法操作曾给河南省带来一场艾滋病危机，河南单采血浆站随后全部关停。10年后的2006年，贵州省拥有25家单采血浆站，列各省之冠，年供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并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象？今年4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贵州“血浆经济”忧思录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贵阳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14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即到县城里的“单采血浆站”去抽血浆。尽管政府一直把这样的行为叫做“献”，但是和班建设一起“献”血的老百姓们都认为这就是“卖”，因为每“献”一次，能拿到85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170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被称为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输血”完全不同。有关专家解释，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并不用于临床输血，而是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25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为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位于惠水、盘县、长顺、松桃、纳雍、瓮安、龙里和独山等25个县。在这些地区，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拥向单采血浆站。

　　热闹的血浆站

　　2006年5月29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八点了。”一名25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村里许多人都会来‘卖’血浆，有些还是夫妻一起来。”班建设说：“‘卖’一次可以得到85元，但是加上路费、吃住等，回到家一般只剩五六十。”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是用来检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600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后方可供浆。

　　在休息等待检验或者正式抽过血后，他们会走进路边的小饭馆里吃饭。“我的饭馆是专门为‘卖’血的人服务的，其他人不愿意到这来吃饭。”忙碌的老板娘说，“饭菜管够，每个人每顿只要两块五毛。”

　　这样简陋的小饭馆在血浆站附近大约有二三十家，每家店里都坐满了人，经常是一批走了又来一批。一名饭馆老板说：“血浆站每个星期开门6天，星期天休息。每天多的时候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人，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来这抽血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和每天下地干活没什么不同。但是次数抽多的人慢慢干活都没有力气了，有的人就只能以此为生了。”一名前来“卖”血的苗族青年男子说。

　　问及大家都愿意来这里的原因，一名布依族男子说：“我们都是没文化、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谁会愿意卖自己的血？”旁边有人补充：“我们贵州山多地少，找不到地方种粮食，每年家里只能收三四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的人们吃完饭，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14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按照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男子体重不得少于50公斤，女子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但是一名血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会有许多供浆人员被淘汰。”

　　惠水县卫生部门相关官员表示，每个献血浆的人都需要出示本地身份证，血浆站不能接受外地人，对献血浆人员进行甄别，血液检测等方面都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执行。但这样的说法遭到许多“献血者”的质疑，他们表示有很多外地人用本地人的身份证来“卖”血，而本地人也会到外地去“卖”。由于惠水、长顺和龙里等县距离很近，一些人经常奔波其间，务求在一个月内多次“卖”血。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25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第二个河南？

　　目前全国血浆采供量约为4000吨左右，拥有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贵州省年采供量在1500吨以上，占市场份额的近四成。排在贵州之后的，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3个血浆站，血浆年采供量约为800吨~1000吨。黔桂这两个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南民族省份的血浆年采供量竟然占了全国年采供量的1/2强。

　　是什么原因使贵州和广西在全国的单采血浆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有关资料显示，像惠水县这样的单采血浆站每给血制品企业提供1吨血浆至少可以获利1万元以上，而血制品企业一旦生产出相关药品，销售所得更为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据：2001年，全国血液制品处理血浆量为2700吨，2002年为3000吨，2003年为3800吨左右，2004年和2005年由于血浆因素增长量不大。而全国血液制品行业2002年的销售总收入约为26亿元、2003年约为32亿元。

　　按照处理血浆量折算，白蛋白2003年销售收入在19~20亿元左右，占总市值的60%~65%左右。据专家分析，从整体市场容量分析，在今后5~10年内，在现有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正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率刺激着国内“血浆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但血站并不是随意就能设立的，血液制品行业属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家实行单采血浆站统一规划、设置的制度，国家卫生部根据核准的全国生产用原料血浆的需求，对单采血浆站的布局、数量和规模制定总体规划。因此，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料血浆的供应由国家卫生部根据血浆供应平衡的原则划定。

　　在河南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事件被揭露之后，经过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众多的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直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1996年3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于是那些将工业原料血浆的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它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这样的背景下，位于西部的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它们新的“原料基地”。“机遇”使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工作越来越“兴旺”，并且逐渐占据了国内单采血浆市场的半壁江山。

　　“兴旺”起来的可能不只是单采血浆站。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有媒体报道，贵州省曾表示，2006年将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15个区县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值得注意的是，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县都同时拥有单采血浆站。贵州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河南？

　　血浆站监管漏洞

　　尽管所有的血浆站均由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批准成立和经营，而且由各县卫生局直接监管，理论上应该备受公众信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针对这些问题，2001年，卫生部曾统一部署，对全国223家单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和检查，共验收合格浆站156家，取缔不合格浆站59家，整改8家，2004年又有6家因为违法违规被吊销、注销、或由于规划调整或技术条件较差被调整和关闭。

　　然而贵州单采血浆站的几个案例证明，卫生部的统一行动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效果。庞大的利润一直刺激着个别血浆站顶风作案。

　　2002年7月，贵州省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龙里县单采血浆站进行检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成立于1994年，所采血浆主要供给华兰生物公司，该公司以每吨血浆22万元的市场价格进行收购。1998年前，该站以手采血浆为主，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每采集400毫升血浆付给献浆者营养费75元。1998年后，华兰公司向该站提供了20多台由美国生产制造的血浆单采机，结束了该站手采血浆的历史。

　　高效率采浆机的使用给龙里县采浆站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行机采血浆后，采浆量由每人每次400毫升提升到每人每次580毫升。但该浆站却不将多采的浆量告诉献浆者，仍以每400毫升给付75元营养费的标准兑现献浆者，而后者对此却全然不知。检查结果表明：自1998年8月至2002年5月，龙里县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次共计131895人次，违法采浆量达24085167毫升，违法所得达450余万元。

　　2004年，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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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厅组织审计了全省23个单采血浆站、19个血站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发现如下问题： 一是有10个单采血浆站少付供血浆者营养补助费、就餐费342.1万元；二是息烽县单采血浆站从2000年至2003年间采取转移隐匿血浆销售收入549.33万元，同时将其中的232.96万元以发放“福利费”名义集体私分；三是有12个单采血浆站未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规定缴税金785.62万元；省血液中心、部分市州地中心血站和县中心血库采取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超标准等办法违规发放职工津贴、补贴317.3万元，其中，超标准列支当年职工福利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补助35万元，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中餐补贴50.68万元。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医生表示：“数百万元献血者营养餐费被血站拿来发职工补贴，令人愤怒更令人担忧，本来血液供给就紧张，这种不正常现象也许会打击很多献血者的积极性。”

　　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贵州省的单采血浆站和血站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一直遮遮掩掩，公众根本弄不清最后的结果，相反看到相关血站并没有被关停。他认为不断传出各种腐败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不足为奇。

转制遭遇难题

　　针对类似贵州这样、在全国各单采血浆站也屡禁不止的违规事件，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转制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在2006年12月31日前不能完成转制或没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收购的单采血浆站，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按照《转制方案》的要求，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次转制，企业收购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表示，对于“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免疫任务的国有独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对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的国有独资单采血浆站，采取整体资产无偿划转的形式接收”不太能接受。

　　一位名血浆站工作人员说：“提供血浆的地区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贫困和落后，当时建设起血浆站非常不容易，许多都还欠着贷款，现在无偿划转是没有道理的，说直接点，这样的方式是‘让穷人支援富人’。”

　　而《转制方案》提出“其他所有制形式单采血浆站的资产处置，采取有偿转让形式，将单采血浆站整体资产(含无形资产)评估，并以资产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转让价格的依据，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偿转让”，同样没有获得广泛支持。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我们的血浆站以前都是各种县医院、县中医院办的，后来统一归卫生局直接管理，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每一个单采血浆站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均获得贵州省卫生厅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专门从事单采血浆活动。如果这次转制要把血浆站变成纯粹的企业，我们肯定不愿意成为企业职工。”

　　该站长表示，他们以前都是从各种医院和卫生部门调动来的，如果一定要转制，他们肯定会要求回原单位，保持国有公职人员身份，同时他认为这样的转制办法会出现许多混乱，甚至影响生产安全。

　　他强调：“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卫生局局长也表示：“卫生部下发的《转制方案》太空，根本没有办法执行，我们一直在等贵州省政府的实施细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稳定职工队伍思想，避免在转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对于此次转制方案的利弊权衡，卫生局长表示“事情太复杂，不好随便评价”。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2005年5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表示会尽快进行此项转制工作，但是有关官员也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人员安置和生产安全问题，所以不敢轻易动作”。

　　贵州省内多家血制品生产厂家和省外厂家办事处已经闻风而动，不断去各地区进行调研和会谈。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最近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到处跑，但是所有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驻贵阳市一名血制品生产公司经理则表示：“我们对于这样的转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血浆站是我们唯一的原料来源，是我们企业存亡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彻底的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员都在社会上遭非受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就连我的同学和朋友也很难理解我的工作，他们几乎不清楚血浆站的设置也是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

　　这名站长表示自己以前是县医院负责检验工作的医生，是因为“国家需要、工作需要”才调到血浆站，“很多次我都差点就要求调走，或者调回原单位”。她说：“其实我们血浆站得到的利润非常少，要说赚钱是后面环节的各种血液中心、生产企业和销售部门甚至医院，除非别有用心，否则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血浆站不可能发财。”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药物将有许多人加剧病情或死亡。”

　　他举例说，中国是乙肝的高发区，控制乙肝流行一直是重点防疫工作之一，全国约有5000万HBsAg阳性的女性，单就阻断母婴垂直传播来讲，理论上就约需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50~70亿单位。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但他转而强调：“事实上贵州省现在每次给献浆者85元实在太少了，我认为每次给1000元也不算多，因为除了他们身体的损耗因素外，血浆站、血制品企业以及各种销售和医疗机构都获利很大，要知道血制品除了采集原料方式特殊，其他的环节与别的药物在销售等环节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出现腐败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也表示：“我也认为85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85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贵州省一名医生认为：“面对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最佳的解决办法是能够动员人们自愿献血浆，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方式来完成，然后个人在以后使用相关药品时拥有许多优惠条件，这样就和无偿献血的政策差不多；或者作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控制好血制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在让企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降低药价，这样才能把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体现出来。”

　　同时他也提醒，从目前全国无偿献血的情况来看，只能保持在需求量的60%左右，其余还是必须依靠市场买卖行为来完成，所以他对完全依赖自愿无偿献血浆的效果并不看好。

　　而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在血液制品生产这个国家特许经营的行业里，《转制方案》的积极意义无疑在于可以让企业更方便地获得原料、让政府部门更透明地监管，而权力获利的方式，被更深地隐蔽在对原材料价格的垄断中。

 

户口弄到红庙了，原来这样简单，两个户口本，一个房本，两张照片，解决所有问题。

发烧三天，天天见38度，当时说笑话，如果股市也这样飘红就好了。

果然今天预言成为现实。神奇。

 

《交流学十四讲》连载之四

    编者按：“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诸位专家学者撰写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对外传播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该书中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先生撰写的篇章。

    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及在

    交流中形成的障碍

    上期我们列举了文化一般差异的种种表现，说明这些差异往往会影响交流。应该指出，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包括表达方式）乃是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是我们与西方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

    研究表明，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强调群体意识，从家到社稷，从国到天下，最后才是个人。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这一理念从西欧启蒙运动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它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政治理念，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它反对权威对个人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主张私有财产制度。

    我们如果把西方的范围再进一步从欧美人缩小到美国人，这一差异就更加明显。

    中美价值观的本质差别：美国人突出个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贬低个人。

    对外传播学专家段连城先生认为，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有以下九个方面的表现。

    ◎ 个人隐私；

    ◎ 个人自立（美国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送报送牛奶，再大些去餐馆、图书馆等处工作，不是因为家境贫困，而是要求自立）；

    ◎ 个人表现（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喜欢提问，习惯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

    ◎ 个人思考（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官方的文件持怀疑态度）；

    ◎ 个人自由（有时会把个人的自由选择绝对化，如同性恋公开化、合法化）；

    ◎ 个人选择；

    ◎ 个人平等（强调机会均等，即所谓“起跑线上的平等”）；

    ◎ 个人竞争；

    ◎ 个人生命（对美国兵的生命十分重视，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再证明，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当然，美国文化并非放任自流，还有社会控制的另一面。

    另一位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将中美价值观的差异归纳为七条：

    ◎ 中国人注重互动和相互倚靠，美国人注重自立和独立；

    ◎ 中国人重视集体的作用，美国人重视突出个人；

    ◎ 中国人注重保住“面子”，不但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还力求保住对方的“面子”，美国人不讲“面子”，有时也许要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称“尊严”），但绝想不到对方的面子；

    ◎ 中国人注重亲密无间，美国人注重保持个人隐私；

    ◎ 中国人喜好共性，美国人喜好个性（中国人的“随大流”常与美国人的突出个人、“爱出风头”形成鲜明对比）；

    ◎ 中国人偏好人际和谐，美国人喜欢个人竞争；

    ◎ 中国人讲集体至上，美国人讲个人至上。

    尽管有些重复，但两位学者的分析对比把中美价值观的差异说得淋漓尽致。

    中西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关世杰先生将两者的差异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西方人偏好抽象或逻辑思维。

    ◎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西方人偏好分析思维。所谓综合思维“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所谓分析思维是把对象的各个成分区分开来思考。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缺点是笼统思维，强调直觉，轻视分析方法，轻视实际观察。

    ◎ 中国人注重“统一”，西方人注重“对立”。中国人在哲学上强调从统一的角度看待事物，在政治上强调大一统，伦理上强调顾全大局，心理上一般不赞成走极端。西方人强调个性，强调矛盾。

    开始研究跨文化交流时，人们只看到语言的障碍，以为既然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有了双语能力，就能解决问题。其实并不尽然。

    最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新加坡人会说普通话仅仅是过了第一关，新加坡不仅是个双语国家，而且还必须是个双文化的国家。只有充分了解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你才能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人，才能顺利地开展商务活动。”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想有效地同中国人打交道，必须通晓中国文化。同样，我们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也应该有崭新的认识，即走遍世界，无论在哪里，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当地人的价值观，对进行有效的交流有多么重要！

    由于思维和表达方式不同，

    引起歧义和误解

    中国老翻译家、毛泽东同志的俄文翻译李越然曾给我举过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不考虑文化差异而简单直译仍然无法交流。1950年，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一次他对斯大林说，“我们订条约，不仅要好看，还要好吃。”李当时认为，在外交场合他不好擅自对原话进行解释，可是他将这十四个字翻成俄语后，斯大林愕然，不知何所指。其实，毛泽东同志是想说条约不仅要体现中苏平等互利的原则，苏方还应给中国人民提供切实的援助。毛的说法通俗而又委婉，还带点幽默，然而由于中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斯大林无法理解，双方交流出现障碍。

    这类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将许多新奇的术语“对号入座”翻译出去，曾带来反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如“三通”、“两个凡是”、“五讲四美”；进入21世纪，如“三个代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觉得很简练，但它们近似英文的缩略词（acronyms），译得不好，会使外国人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更谈不上让人家理解了。

    还有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引起了误解，甚至引起对方抗议的事例。如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版了第一部大型画册，其中有一张龙门石窟的照片，记者拍了两位游人坐在佛祖腿上的画面，本意是想多一点人情味，没想到出版后引起锡兰（今斯里兰卡）官方的抗议，认为是对佛祖的亵渎。

    20世纪70年代，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版《孙悟空大闹天宫》连环画在埃及也遇到了类似的抗议。对方认为，天堂是真主所在地，圣洁宁静，凡人在那里胡闹是大不敬!

    如何克服文化障碍，

    做到有效交流

    有了跨文化意识，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和了解我们与受众（主体与客体）的文化差异，以及如何避免由于忽略差异而引起传播学中所标明的“编码与解读”之间的矛盾，如何跨越障碍，达到交流的目的。

    我认为，还是要依赖孙子早就为我们开出的“处方”，即知己知彼。“知己”并非易事。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个系统的了解，不下苦功夫钻研是不行的。

    “知彼”的首要一条是了解对象（受众）的看法以及产生这些看法的由来。具体办法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根据我个人多年从事对外交流的经验，提出以下七条原则可供参考。

    ◎ 平等待人，以诚相见。

    要对话，不要独白，要尊重对方。既然是交流，就要耐心听，仔细问，让对方充分说明自己的看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交换意见比单方面灌输更有效。我们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态度积极诚恳，但绝不强加于人。

    ◎ 用事实说话。

    事实胜于雄辩。谎言腿短，对中国的种种歪曲和诬蔑，在事实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的。事实是生动感人的，因而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从事对外交流，国内的工作好坏是第一位的，国内的进步和成就是有效交流的基础。

    ◎ 掌握分寸，留有余地。

    事物是辩证的，有进步就有落后，有成绩就有缺点，西方人一般习惯实事求是，不喜欢过于夸张，把话说得太满，容易造成被动。

    ◎ 报喜也报忧。

    报忧不是为了揭露，而是为了解疑释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发展进程中出现问题、缺点和困难是极其自然的。我们不必回避，更不必觉得理亏。这符合辩证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

    ◎ 寻找最好的切入点。

    从共识（相同或相似的兴趣和利益）出发，根据对象的特点和所涉及的问题，设计谈话的角度（正面、侧面还是反面，有时还要由小见大、一滴水见太阳）和谈话的内容，做到有的放矢。

    ◎ 要有幽默感、人情味、故事性。

    谈话最好能用含有人情味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之后加点幽默，有时还可以说个笑话或开个玩笑。这类表达方式是西方人所喜闻乐见的。

    ◎ 有来有往，及时取得反馈。

    不仅要向对方介绍中国，有时还要主动询问对方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表现出对别人不感兴趣。交流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这样对方才会感到亲切，因而彼此更容易沟通。一次谈话或发言的结果如何，不能全凭自己主观的感觉，要尽可能取得反馈，才能客观地作出判断。通过反复实践，逐步积累跨文化交流的本领。

    重视“软力量”

    对有效交流的影响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认为在经济、军事等“硬力量”以外，还有一种“软力量”（soft power）可以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即思想和媒体的传播力量。这一提法与中国一些学者倡导“形象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进行对外交流不可忽略在主客体以外还有一个“第三者”。我们知道，在现代西方社会，媒体对其公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说媒体不能完全决定人们怎么想（how they think），它却能够通过“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即报道和不报道什么问题和事件）来影响人们想些什么（what they think about）。西方因而称主流媒体为舆论的“守门人”（gatekeepers）。比如，有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大量报道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把它说成是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全然不提苏联在东线胜利的主要作用，当然也不会谈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这种做法，会误导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似乎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拯救了世界，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资本主义西方的产物。

    又如，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时，美国媒体吹嘘他的政绩和个人魅力，中国也有个别报纸跟着凑热闹，说什么里根对改进中美关系有所贡献，其实1982年中美发表的第三个联合公报，恰恰是中国政府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无论如何，以上两例足以说明，美国媒体是如何通过议题设置来影响本国和世界舆论的。

    美国媒体还会用所谓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把事物简单化、模式化。研究还表明，特别在国际问题方面，因为人们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外国，媒体对他们的看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公众对某个问题关注的主要因素。如，美国公众对伊拉克的情况知之甚少或存在偏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研究还证明，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偏见对人们的认识颇有影响。

    必须承认，当今世界，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传媒界占据主导甚至是垄断地位。然而，它们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道，绝大多数是负面的。针对这一状况，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倡议，被美英等国封杀，成为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面对这一形势，中国亟需大力加强对外传播事业，同时也需要提高本国外事人员对外交流的本领；这样，中国的“软力量”才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匹配。

结 语：

    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主张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都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道”的，但“道”是需要传播的，要得到“天下的民心”，就必须有高明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本领。可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何等紧迫！（林戊荪/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5.12）

我儿子耿希望的照片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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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滴多写，批评滴不要”

 

哈哈哈

参加阿拉善协会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举办的“NGO组织建设”论坛。
        发放的会议资料里有一本书，书名《如何改变世界》，作者【美】戴维.伯恩斯坦、译：吴士宏。吴士宏？
        译序上这样开始的：2003年我从商场退休。休养的同时，思考后半生的计划，并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啊，没有猜错的话，是三年前从TCL退下来的的吴士宏女士。
        回想起六年前，2000年初，接受深圳电视台邀请做一期“中国职业经理”的专题节目，讨论吴总从外企跳槽TCL的事件，论坛的第一号嘉宾就是已任TCL信息产业公司总经理的吴士宏女士。我坦言，吴总在TCL最多呆两年就得离开，理由很简单：曾任IBM高管和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的吴总是在外资企业从一个普通销售代表一步一步进入高管，受的是跨国企业的正规训练，如何能适应中国一家迅速增长的新型企业的非正规管理的企业文化？TCL能为你改变企业文化吗?
       大概过了三个月，在北京遇到《逆风飞扬》的责编甘奇女士，聊起深圳电视台的对话，不违言不看好吴总在TCL的前景。甘奇却另有见解，吴总从一个普通的护士自学英语，摸爬滚打到微软中国区总经理，其毅力和承受力非一般人想象，“你小瞧了吴总的能量。”也许我的判断过于直线逻辑？
       两年过去，吴总没有离开。为此，我在王石ONLINE上发了个帖子，承认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没有过多长时间，吴总要离开TCL的谣传在网上盛行起来，没过多久就辞去了TCL的职务。
       几年过去，没有吴总的任何信息。去向成了个迷。
       看到眼前的这本介绍全世界从事公益精华案例和代表人物的书，才明白吴士宏女士从公众视线消失的原因。
       吴女士在译序中这样写道：奉献、爱心，是人类公认的美德，也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基所在。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更难的是，将好事做成了可以使人类持续受益的事业，从而使世界因此变得更好。
       明白了，吴士宏女士已经储备了能量，为崇高的公益事业准备新的起飞。
       想起甘奇的评价：……其毅力和承受力非一般人想象，你小瞧了一位女性的能量。

大家试试看，真的也能打开google.可怜的谷歌，你招谁了？

昨天真是开心的一天，除了死稿子以外没有什么能让人心情不爽的了

罗勒发芽了，昨天的发现；甜椒也发芽了，今天的发现

昨天闲得无聊去买了一棵黄金芋和一棵小菊，买了四个……五个还是六个花瓶（又不想写了）

飞利浦的东西换了一堆 哈哈哈